第4版()
专栏：

明辨是非，过好社会主义改造这一“关”
桂林栖的发言
我衷心拥护毛主席在最高国务会议上的报告，拥护周总理和陈叔通副主席的报告。我现在就安徽的农业合作化中所反映出的认识问题，发表一点意见。
“组织起来力量大，灾荒也不怕”
我省全面合作化的第一年就遭受了严重的自然灾害的考验，去年午季遭受五个月未下过透雨的大旱灾，以后小麦又普受疸灾，六、七月连续九次大暴雨，江淮均遭受严重的涝灾，八月初全省普受一次强台风袭击，接着又是大雨，复受涝灾。如果仅从受灾播种面积计算，灾情的广度还要大大超过1954年。但因组织起来的农民充分发挥了集体的力量，经过挑水点种，五涝五排，四淹五种，深水抢收等等一系列的顽强战斗，就大大减轻了受灾的损失，灾区一般都有一定的收成，还有达到保产的，在非灾区，由于合作化的高潮推动了空前未有的兴修水利和积肥运动，普遍推动了农业生产的三项改革，仅粮食作物就增产四十一亿斤。由于灾区减少损失和非灾区的空前增产，使我省1956年的粮食总产量为二百三十亿斤，超过了丰收的1955年二百二十七亿斤的水平，使我省粮食不仅能够自给，还能够外调支援城市工业的用粮需要。在这样大的灾情下面，有这样的成绩，离开合作化是不能设想的。
由于合作化的优越性，我省灾区人民较过去受灾时困难大大减轻了，灾民外流现象大大减少了。1954年水灾，当时灾区人民为了抗灾，就发展了一大批合作社，国家又支付一亿二千万的救济款，连同江淮治水土方经费达两亿之巨，因此做到了救灾不饿死人，显示了合作化的优越，推动了合作社的较快发展。但因尚未普遍合作化，灾民外流仍达十万以上。1956年由于基本上实现了高级合作化，只需国家支援四千万的救济款，就做到生产自救，灾民外流的减少到五万，其中有许多是由亲朋串连到西北、东北工地找工做的。就是说，组织起来的农民在灾情广度还要大于1954年的情况下，向国家少要了五分之四的救济款，而因灾外流人数还减少了一半以上。这不是合作化的抗灾优越性么？所以合作化以后的灾区，不仅和解放前灾民大批外逃、病死饿死无法计算的情况有天壤之别，就是和解放初期仍有很大差异。因此，灾区农民形容办社以前受灾，是“水牛掉在井里，有力无法使”，办社后受灾是“组织起来力量大，灾荒也不怕”。他们说：“过去受灾，逃荒要饭，妻离子散；现在受灾，家家团圆，衣食有着，大家忙生产”。至于非灾区人民的生活，就进一步地改善了。去年秋收分配后，翻盖新屋，添置新衣新被，买胶鞋热水瓶的，在灾区间也常有，在非灾区到处可见，不少地方因此布票不够，日用百货供应紧张。据省商业部门就农村销售量的统计，1955年每人是棉布十七点八五尺，胶鞋零点零五七双，袜子零点五四双，卫生衫裤零点零五一件，肥皂零点八八块；1956年每人是棉布二十点零六尺，胶鞋零点零七二双，袜子零点六二双，卫生衫裤零点零五九件，肥皂零点九三块。就是说在1956年受灾年份这几种主要日用百货的销售量都超过了丰收的1955年，农村受灾年份的购买力超过了丰收年份的购买力，这不是合作化带来的么？所以有的农民说，土改使“多年的要饭棍烧了锅”，合作化使“多年的长工归了窝”。广大贫农和新上、下中农、老下中农，虽然有时也感到有些美中不足，但一回想起解放前的缺粮讨饭的多，欠租背债的多，在外面打长工的多，国民党的夫费多，土匪抢人的多，那种五多的苦难日子，现在是一去不复返了，总是眉开眼笑的，他们并没有“农民生活苦”的感觉。就是老上中农中的一些暂时保产户或者减产户，他们虽然有些意见，感到不习惯，也觉得现在日子是“半夜敲门不吃惊”，比解放前安稳好过。
“万事起头难”
在翻天覆地的农业社会主义改造中，当然会发生一些缺点和错误。例如在办社过程中，有些社办得过大，生产队划得过大，生产经营管理不善；一度放松了副业，有些地方非生产开支过多，使社员未能得到更多的收入；有些社曾一度对耕牛农具保管不好；有些地方在推行生产改革中，有违背农时，不择品种现象；秋收后有些丰产区对社员的“勤俭持家”教育不够，发生若干浪费；某些干部有强迫命令作风，极少数还有违法乱纪贪污行为。所有这些缺点和错误，都曾造成某些损失，使农业生产未能搞得更好。但绝大多数农民把这些缺点和错误，看作是“万事起头难”，“头三脚难踢”，是在没有经验情况下发生的，有许多是难免的，是必须和可以克服的。目前整社已经结束的地方，这些缺点和错误已经基本上被克服了，正在整社的地方则正在克服中。原来要求退社的户在整社过程中有许多又不愿退社了。许多地方的农民把合作化的优越性和缺点作了比较之后，认为“不识字和识字很少的农民，在一年之内，居然能够把合作社办起来，办得好，彻底挖掉了穷根，这是了不起的大成绩”，“没有党的领导，是万万做不到的”。他们相信“只要办过三年、五年，一定会把社办得很好”，他们的生活，将会“逐年富裕起来”。
谁是“时代罪人”？
但是有些人却和农民看法不一样，他们否认合作化的成绩是主要的，说“农民苦”，说“干部坏”，我省一位社会人士给省政协负责人的历次信件中，他说，“孟子说，‘有恒产则有恒心，苟无恒心，放僻邪侈，无不为矣’，公有产不是个人恒产，所以农民生活不够”。他还进一步说什么“现在高潮已到泛滥成灾的时候了，若不急救，我们就是负国负民，都成了时代罪人了”。很明显，他的所谓“灾”，就是指社会主义高潮淹没了剥削制度，他是公开反对合作化的。另外，还有两位人士在一个市政协召集的一次学习会上发言，认为“现在农村干部都是流氓地痞，把事情办坏了，地主富农分子经过劳动，已改造得很好”，“他们也能领导”。又很明显，他们不加区别地攻击基层干部，也是自觉或不自觉的想让地主、富农在农村担任领导。这些人当然都是不愿承认合作化有优越性的。
不能把假象当本质
当然像上面所述对社会主义改造有敌对情绪的人只是极少数或者个别的人。我们党内党外对合作化和农民持有不同看法的人，绝大多数是由于没有深入接触农村实际，只是受亲朋中一部分富裕农民情绪的影响，道听途说，人云亦云，或者只是接触到表面现象、个别现象，而没有看见问题的本质和普遍现象，因而把孤树当森林，把假象当本质。他们只看见少数富裕农民暂时的保产或减产，看不见广大农民增加收入和生活有所改善；只看见农民和工人生活上的某些差别，看不见农民自身在解放前和解放后生活上的很大差别；只看见工人和农民收入上的差别，看不见城市和乡村生活开支的差别；只看见生产改革中的某些失败，看不见生产改革中的大量成功；只看见部分基层干部的强迫命令和个别的违法乱纪，看不见绝大多数基层干部的日夜勤劳、积极工作；只看见工作中发生的缺点和错误，看不见各项工作都是在克服缺点和错误中不断前进。总之，是只看见缺点错误，看不见成绩，或者是把不必要的歌功颂德和实事求是地肯定成绩混淆起来。所有这些不同看法，都是人民内部的是非问题。
毛主席在最高国务会上指示我们，要明辨是非，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的矛盾。我们将遵从毛主席的教导，将这次最高国务会议和全国政协委员会会议的精神，向省政协作深入的传达，从而贯彻到各党、各派、各界群众中去，将根据“从团结愿望出发，经过批评和斗争，达到团结目的”的方针来解决人民内部矛盾问题。我们坚决相信，有毛主席这次明确而又透彻的指示作为武器，我们党内党外某些不同意见一定能够统一起来，是非界限一定能够辨别清楚，我们一定可以在互相帮助，互相监督，肯定成绩，改正错误的情况下，过好社会主义改造这一关，我们将满怀信心团结一致地朝着社会主义方向继续前进。（附图片）
政协全国委员会周恩来主席接见中国道教协会筹备委员会主任岳崇岱委员。
本报记者　高粮摄